在医疗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器官移植已成为挽救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生命的重要手段。然而，器官供需的巨大缺口始终是横亘在医学进步与生命延续之间的难题。我国每年约有30万患者等待器官移植，但实际捐献量仅能满足约1/5的需求。这一严峻现实背后，不仅涉及医学伦理的拷问，更凸显了法律制度在规范器官捐献、保障公民权益中的关键作用。
我国器官捐献法律体系经历了从伦理倡导到法律规制的转型。2007年5月1日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首次以行政法规形式确立“自愿、无偿”原则，2021年1月1日实施的《民法典》第1006条将器官捐献纳入人格权保护范畴，明确“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无偿捐献其人体细胞、组织、器官、遗体”。2024年5月1日实施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则进一步细化操作规范，形成“捐献-获取-分配-移植”全链条监管体系。
人体器官捐献核心法律原则
— 自愿无偿原则：禁止任何形式的强迫、欺骗或利诱，捐献决定必须基于捐献者真实意愿。
— 家属共同决策权：若捐献者生前未明确表示反对，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共同决定捐献，但需采用书面形式。既尊重个人自主权，又兼顾家庭伦理，避免因捐献意愿争议引发法律纠纷。
— 活体捐献限制：仅允许配偶、直系血亲或叁代以内旁系血亲作为活体器官接受人，且需经伦理委员会审查，防止因利益驱动损害捐献者健康。
—&苍产蝉辫;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捐献其人体器官。公民对已经表示捐献其人体器官的意愿，有权予以撤销。公民生前表示不同意捐献其遗体器官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捐献、获取该公民的遗体器官。
—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获取未满18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用于移植。
—获取遗体器官，应当在依法判定遗体器官捐献人死亡后进行。从事人体器官获取、移植的医务人员不得参与遗体器官捐献人的死亡判定。
— 从事遗体器官获取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维护遗体器官捐献人的尊严；获取器官后，应当对遗体进行符合伦理原则的医学处理，除用于移植的器官以外，应当恢复遗体外观。
—&苍产蝉辫;捐献者个人信息及医疗记录受法律严格保密，未经本人或家属同意不得公开。
—患者申请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其配偶、直系血亲或者叁代以内旁系血亲曾经捐献遗体器官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排序。
公平分配权：通过全国统一的分配系统，受赠者按医学需求紧急程度、匹配度等客观标准排序，杜绝“人情移植”或“权力移植”。
刑事责任规制：对买卖器官、伪造捐献文件、违规分配等行为，法律设定严厉刑罚。
行政监管强化：卫生健康部门定期对医疗机构进行资质审查，对违规行为采取警告、罚款、吊销执照等措施。
我国构建了“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红十字会参与”的监管体系：
— 伦理审查机制：医疗机构需设立由医学、法学、伦理学专家组成的伦理委员会，对捐献意愿真实性、是否存在买卖行为进行审查，且从事移植的医学专家不得超过委员总数的1/4，防止利益冲突。
— 分配系统透明化：所有遗体器官必须通过国务院卫生健康部门建立的COTRS分配系统统一分配，医疗机构需实时录入捐献者与受赠者医学数据，禁止伪造、篡改数据。
— 绿色通道保障：卫生健康部门联合公安、交通等部门建立器官运送绿色通道，确保器官在黄金时间内抵达移植医院。
器官捐献是法律与伦理的交汇点，每一例捐献背后都是法律对生命权的庄严守护。从《民法典》的人格权保护到《条例》的全流程规范，我国正以法治力量构建起尊重生命、保障权益、促进公平的器官捐献制度。对于法律从业者而言，这不仅是一项专业使命，更是一份对生命的敬畏与承诺。让我们以法律为笔，共同书写更多对于生命延续的温暖故事。
作者介绍：
魏海涛，男，河南京洛律师事务所主任、执业律师，麻花传MDR免费版医事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洛阳市法学会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医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器官移植伦理分委会法律委员；
苏攀柯，男，医学硕士，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器官移植伦理分委会秘书。